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诉讼经历者(原告或被告)的司法信任不仅直接影响其裁判遵从意愿，也关乎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及和谐社会建设。然而，近年来多起辱骂殴打甚至杀害法官事件折射出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有待提升。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节阐述了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成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司法的殷切期盼。不过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问题展开系统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都要求法学研究者解答以下问题：中国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如何？其具体的形成条件是什么？可采取何种应对策略？

国外相关成果可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1970年代的美国。由于越来越多居民把日常纠纷诉诸法庭，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法庭经历对司法信任所带来的冲击。沃尔克等基于简单的列联表分析发现，接触经历满意度与北卡罗莱纳州居民对警局和法院的支持度密切相关。[1]扬克洛维奇调查公司则在其报告《法院的公众形象》(public image of courts)中首次专题探讨了法庭经历与司法信任的关系，发现亲自接触过庭审的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对法庭的不满与批评。[2]不过第一阶段的相关成果主要以理论阐释和描述性统计为主。第二阶段则从1980年代中后期持续至今。相对早期研究，此阶段的理论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者们开始注重区分不同法庭经历的司法信任后果。比如有研究表明，原告被告、证人及审判员等不同经历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3]第二，最新成果转向关注法庭经历影响司法信任的中介机制，其中最流行的解释是由汤姆·泰勒(Tom Tyler )及其合作者提出的程序正义论(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泰勒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庭审程序的合理性较之裁判结果更能直接增加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及他们对判决结果的自愿接受度。[4]

上述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有可拓展之处：①这些研究主要开展于法治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而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关注不够；②相关研究主要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去探讨影响司法信任的内生性变量，而忽略了司法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量。针对这些不足，笔者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的《诉讼经历与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以上海为例的调查分析》一文中做了初步回应。[5]但是该项成果仍没有解决以下关键问题：第一，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不足是一种普遍化现象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心理因素维护了大部分当事人的司法信任？第二，该项成果的结论认为主要是平等对待和关系文化影响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但笔者后续访谈资料显示，虽然这两个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构成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必要条件。部分当事人可能关系取向明显或平等对待体验偏低，但他们仍然表现出较高的司法信任倾向。针对此类例外，现有文献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变量来解释当事人的司法信任问题。此外，该项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仅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其更侧重考察影响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单一因素，而未能充分揭示司法信任得以形成的组合因素或多重并发条件。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自变量的逻辑关系是“或”，也就是说满足其中某个条件就可能提升司法信任了。但即使事实上审判程序是公正的，当事人仍然可能持有“不公正”的评价。可见，需要同时具备某些条件才能有效预测当事人的司法信任，而将这些条件解构出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侧重考察了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多重并发条件，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司法信任内涵

关于何为司法信任目前国内学者尚未达成共识。传统理论法学倾向于使用“司法公信力”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司法公信力是指信任方对司法机关在“正当的程序”“公正的结果”和“适格的司法人员”等方面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信任程度。[6]“司法公信力作为赢得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当然地包含着公众对司法裁判者的判断力能够予以信任和信赖的内容”。[7]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社会学实证研究则更多采用“司法信任”概念，并倾向于将其信任的对象限定为司法机构。尤其是国外主流的实证研究文献皆把司法信任操作化为居民对法院的信任。可以看到，上述两个概念主要的分歧似乎仅在于，是否应将对司法人员的信任纳入到司法信任的内涵之中。

那么，司法信任的内涵是否应包含司法人员信任呢？这或许要从社会科学中一般的信任理论说起。按照卢曼的理论，信任可划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大模式。[8]人际信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系统信任则体现人对群体、机构组织或制度的信任。[9]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现有文献倾向于将与司法信任相近的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归为一种制度信任，并在实证研究中仅将其操作化为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10]由此看来，将司法信任视为一种特殊的制度信任似乎与其他学科的信任文献更为契合。不可否认，在司法信任研究中，法官信任是应该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但这种重要性本身并非是将其纳入司法信任内涵之理由，将法官信任定位为司法信任的一个影响因素或许更为合适。综上所述，司法信任就是公众对国家司法制度或司法机构按照自己预期运行的信念或信心。这种信念或信心不仅与个体的心理状况或人格特征相关，更是政治文化或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或不信任都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传递，并转化成一种普遍而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正因如此，探究司法信任的生成机制及提升策略意义重大。

明确概念之后，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司法信任的具体影响因素。如前所述，国外已有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而对其所“嵌入”的社会文化背景重视不足。相反，近年来在政府信任研究领域却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居民收入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却跌至历史低点。由此学者们注意到，制度绩效并不能完全决定居民的政府信任。制度绩效信息只有经过文化价值观的过滤方能转化为制度信任。[11]文化论也被少数学者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12]因此，“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构成了理解司法信任的两大理论视角。

(二)程序正义论

1.程序正义的法治意义及基本内涵

西方正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正义”到“程序正义”的发展过程，并相应地形成了两大理论阵营：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早期学说中的“正义”主要是指“实质正义”或“分配正义”，即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认为纯粹服务于结果合理性的程序并无独立价值。然而，法律实践表明，不遵循正当程序的司法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因而程序之独立意义逐渐受到法学家的重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的三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中，纯粹的程序正义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和社会正义的最重要保障。[13]基于这种认识，现代西方法治理论模型皆把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学界对程序正义的具体内涵或标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马修认为程序正义的具体标准包括平等性、可预测性、透明性、理性、参与和隐私等方面。[14]陈瑞华把正当程序的内在品质归纳为程序参与原则、程序中立和对等原则、程序理性原则、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等方面。[15]可以看到，这些标准的本质诉求在于保障“人的尊严”，即公正对待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泰勒在其实证研究成果中主张，程序正义主要反映的是“法律机构是否平等对待不同的个体，承认市民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认真对待人们的担忧”，因而可从两个角度来评估法律的程序正义表现：①法律权威是否认真负责地对待它们面对的当事人；②人们是否认为法律机构以平等的方式做出决定或裁判，即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16]

尽管学界对程序正义的具体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可发现不同学说的共同之处。首先，程序正义要求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权利，平等对待、诉讼参与和隐私保护等都是尊重人权的具体表现。其次，程序正义要求司法审判过程保持中立和独立，即在不受到外在干预的同时避免法官先入为主的偏见。最后，符合正义的程序必须充分考虑诉讼参与的成本问题，包含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两个方面，即庭审要遵循及时、效率和终结等原则。

2.程序正义与司法信任

诸多研究认为，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具有关键性影响。相比案件的审理结果而言，平等对待和尊重权利等方面的程序正当性更能增加个体的司法信任以及对判决结果的接纳度。[17]庭审程序的独立性和及时性也与美国居民的司法信任正相关。[18]国内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强调程序正义在树立司法权威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陈瑞华认为，公正的程序能够使利害关系人从内心接受裁判，吸纳被定罪判刑当事人的抵抗情绪，从而催生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认同感和普遍信任感。[19]苏新建基于对浙江、江西和四川等地的调查研究发现，主观程序正义显著地增加了居民的司法信任。[20]

不过，现有研究在讨论程序正义时并未考虑法官因素。严格来说，法官因素确实不包含在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中。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法官引导和完成的。而法治文化的缺失和官员腐败的媒体报道等使得人的因素对中国语境下的司法信任可能有特殊意义。换言之，法官的品德表现和专业素质等可能与当事人的程序正义认知密切相关。因而本研究将考察五个维度的程序正义变量：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审判效率、法官品德和法官专业素质。

(三)社会文化论

1960年代以来，政治信任在欧美国家的持续下降趋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去解释政治信任危机的成因，由此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阵营：制度论和文化论。[21]与关注系统自身输出绩效的制度论不同，文化论强调系统所“嵌入”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制度信任所带来的影响。自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进行详细剖析后，政治信任的文化解释迅速兴起并成为制度论强有力的批判工具。[2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威权主义、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等文化变量对中国居民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比如，马德勇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增进东亚居民政府信任的重要文化因素；[23]周怡和周立民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的一般信任和“家本位—特殊信任”对民众的基层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24]

国内学者也对社会文化与司法信任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有学者认为，无讼文化所塑造的“息讼”和“厌讼”倾向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现实问题。[25]无讼文化也可能对中国居民的法律认同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26]此外，重视关系作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取向，对居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具有深刻影响；[27]而有调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对司法信任而言是腐蚀性的。[28]

（图略）

图1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两个理论视角来解释居民的司法信任问题。不过相对而言，法社会学实证研究主要考察了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而对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重视不够。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生活经验总结了可能影响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10种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变量(如图1所示)，并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检验中国语境下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具体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于2011年在上海市进行的“上海市居民法律认知与行为调查”。该调查依据“区/县——乡/镇/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进行三段随机抽样，并以 Kish表入户采集问卷。调查范围覆盖了上海市18个区/县和104个乡/镇/街道，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40份，有效回收率大于90%。依据问卷设计，受访者要求对“您曾经是否有过打官司行为(原告或被告)”做出应答，答案分为“有过一次”“不止一次”或“没有过”。本文把有过“打官司”经历的个体编码为1，代表诉讼经历者；其他编码为0，代表非诉讼经历者。调查数据包含了87名诉讼经历者，约占总样本量的3.88%。由于是随机抽样调查，所以这87名当事人比基于一般访谈而选择的案例更具代表性。

(二)分析策略

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本研究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分析策略。第一，由于诉讼经历者的样本量偏小，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推断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结论。按照拉金的建议，本研究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策略。[29]之所以不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是因为无论是当事人的司法信任还是程序正义评价都很难简化为明确的二分变量。第二，QCA分析中每增加一个条件变量，则解释结果出现与否的组合性因素将呈几何倍数增长，从而使分析结果变得复杂而难以解释。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最好把条件解释变量确定为4至7个。此外，现有研究对哪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并未达成共识。如果把理论框架部分的十个变量都纳入分析的话，结果会过于复杂。因而笔者首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来甄别出与司法信任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再将其用于进一步的QCA分析。

QCA对中小规模样本的多案例比较具有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在本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司法信任、程序正义和文化观念的测量皆为5分赋值的定序变量，而已有相关文献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把这些定序变量当作定距变量来分析显得不够严谨。模糊集得分则可为0至1之间的任何数值，能有效避免数据转换过程中的信息损失，更准确地反映案例的实际情况。[30]另一方面，与统计推断侧重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同，QCA通过运用集合理论来评估解释变量和司法信任之间的必要关系和充分关系，从而揭示导致司法信任或司法不信任的条件组合或多重并发条件。

定性比较分析的两个核心指标为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一致性主要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而覆盖率则描述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通常而言，如果条件X是结果 Y的必要条件，那么 Y对应的集合是X对应集合的一个子集。当必要性指标大于0.9时，表示有90%以上的案例符合一致性条件，可以认为集合之间存在必要关系。类似地，如果条件X是 Y的充分条件，那么X对应的集合是 Y对应的集合的一个子集。当充分性一致性指标接近或大于0.8时可以认为集合之间存在充分关系。两种一致性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必要性一致性：Consistency(Yi≤Xi)=∑[min(Xi,Yi)]/∑Yi

充分性一致性：Consistency(Xi≤Yi)=∑[min(Xi,Yi)]/∑Xi

随着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广泛运用，目前已有多种软件能实现相关分析。比如fs/QCA、Tosmana、Stata的fuzzy命令以及基于 R语言的程序包QCA和ASRR等。本研究主要采用目前较为流行的stata软件(stata13.1)和fs/QCA(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三)变量测量

1.基层司法信任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把司法信任操作化为居民对法院的信任。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做出信任评价，答案从“非常不信任”至“非常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分别赋值1至5分，得分越高表示司法信任程度越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诉讼级别管辖制度，中级及以上级别法院的立案门槛较高，因而大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主要接触的是基层法院，所以本研究选用当事人的基层法院信任度来测量其司法信任水平。

2.程序正义

本研究从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审判效率、法官品德和法官专业性五个方面来测量当事人的主观程序正义。具体的测量题目分别是“原告和被告不论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法官都能一视同仁”“法院判决受到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法院审判效率太低”“大盖帽两边靠，吃了原告吃被告”和“某些法官的法治意识不高”。每个题目的答案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至5分。由于对后四个问题的回答得分高反而意味着相应的程序正义评价低，因此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倒序编码处理。

3.社会文化

本研究关注五种文化观念的司法信任后果：威权主义、无讼文化、关系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首先，威权取向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之一，其形成与封建父权家长制度密切相关。在父权制背景下，具有绝对权威的“一家之长”往往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从而为个人打上了深深的威权烙印；这种特征很容易概化到领导和政府机构，地方官和君主只是更大级别的“家长”。[31]因而学界一般采用“政府首脑就像一家之长”作为测量个体威权观念的基本指标，本研究借鉴此做法。其次，“无讼”文化主要反映了居民的“恶讼”“息讼”和“畏讼”心理，因而本研究用“被人告到法院总是不太光彩的事情”来测量居民的无讼观念。再次，关系取向的测量题目是“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上述每个题目的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至5分。最后，对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测量则采用标准化的因子得分。本文对家庭成员、一般朋友和陌生人等八种信任对象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并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后提取出“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从表1可以看出，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58%。为了直观考察居民的信任状况，我们对两个因子的因子得分标准化为1至100之间的取值。[32]

表1居民信任倾向的因子分析

┌───────────┬───────────┬────────────┐

│信任对象              │一般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

├───────────┼───────────┼────────────┤

│家庭成员              │--                    │0.803                   │

├───────────┼───────────┼────────────┤

│直系亲属              │--                    │0.839                   │

├───────────┼───────────┼────────────┤

│其他亲属              │--                    │0.578                   │

├───────────┼───────────┼────────────┤

│邻居                  │0.630                 │--                      │

├───────────┼───────────┼────────────┤

│一般熟人              │0.849                 │--                      │

├───────────┼───────────┼────────────┤

│一般朋友              │0.838                 │--                      │

├───────────┼───────────┼────────────┤

│亲密朋友              │--                    │0.500                   │

├───────────┼───────────┼────────────┤

│第一次见面的人        │0.624                 │--                      │

├───────────┼───────────┼────────────┤

│因子特征值            │2.520                 │2.085                   │

├───────────┼───────────┼────────────┤

│累积贡献率            │31.50%                │57.56%                  │

└───────────┴───────────┴────────────┘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发现

表2呈现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基层司法信任状况，其中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中选择“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比例分别为67.81%和86.72%。这表明上海居民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并无学界所担忧的普遍化的司法信任危机。

第二，与非诉讼经历者相比，诉讼经历者不信任司法的人数比例大幅增加。当事人中选择“非常不信任”和“非常信任”者的比例为24.14%，而其他一般居民对应的比例仅为7.76%，两者相差16.38%；同时诉讼经历者中明确表示比较信任司法者的比例较之非诉讼经历者减少了1.91%。这表明总体上诉讼经历者比非诉讼经历者具有更低的司法信任。

第三，约有6%的当事人选择了“完全不信任”，而该比例在非诉讼经历者中仅为0.28%。可见，部分当事人确实对法院持有非常低的信任度，这可能构成了他们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过激行为的心理基础。

表2两类居民的基层法院信任度比较

┌─────────┬─────────┬─────────┬────────┐

│                  │A.诉讼经历者(%)   │B.非诉讼经历者(%) │A减B的差值(%)   │

├─────────┼─────────┼─────────┼────────┤

│非常不信任        │5.75              │0.28              │5.47            │

├─────────┼─────────┼─────────┼────────┤

│不太信任          │18.39             │7.48              │10.91           │

├─────────┼─────────┼─────────┼────────┤

│说不清            │8.05              │5.53              │2.52            │

├─────────┼─────────┼─────────┼────────┤

│比较信任          │51.72             │66.28             │-14.56          │

├─────────┼─────────┼─────────┼────────┤

│非常信任          │16.09             │20.44             │-4.35           │

└─────────┴─────────┴─────────┴────────┘

表3报告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在各变量上的均值及其差异显著性。①从表3可以看出，受访者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两类居民的司法信任均值在1至5分之间分别达到3.54分和3.99分。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比非诉讼经历者约低0.45分，方差分析显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为0.001。②诉讼经历者在程序正义变量上的取值皆低于非诉讼经历者，即当事人具有明显更低的主观程序正义。③两类居民的文化观念差异并不显著。初步的数据分析显示，程序正义变量可能比社会文化变量更能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产生直接影响。

表3两类居民在主要变量上的描述性信息

┌────────┬───────────┬───────────┬───────┐

│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差值及显著性  │

│                ├─────┬─────┼─────┬─────┼───────┤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            │

├────────┼─────┼─────┼─────┼─────┼───────┤

│因变量          │          │          │          │          │              │

├────────┼─────┼─────┼─────┼─────┼───────┤

│基层司法信任    │3.540     │1.139     │3.991     │0.764     │0.451***      │

├────────┼─────┼─────┼─────┼─────┼───────┤

│程序正义        │          │          │          │          │              │

├────────┼─────┼─────┼─────┼─────┼───────┤

│平等对待        │3.310     │1.288     │3.542     │1.148     │0.230**       │

├────────┼─────┼─────┼─────┼─────┼───────┤

│审判独立        │2.299     │1.152     │2.714     │1.088     │0.415**       │

├────────┼─────┼─────┼─────┼─────┼───────┤

│审判效率        │2.483     │1.088     │2.964     │1.116     │0.481**       │

├────────┼─────┼─────┼─────┼─────┼───────┤

│法官品德        │2.872     │1.300     │3.186     │1.092     │0.314**       │

├────────┼─────┼─────┼─────┼─────┼───────┤

│法官专业性      │2.247     │1.119     │2.865     │1.134     │0.618*        │

├────────┼─────┼─────┼─────┼─────┼───────┤

│社会文化        │          │          │          │          │              │

├────────┼─────┼─────┼─────┼─────┼───────┤

│威权主义        │3.839     │1.170     │4.021     │1.011     │0.182         │

├────────┼─────┼─────┼─────┼─────┼───────┤

│无讼取向        │2.966     │1.368     │3.019     │1.254     │0.053         │

├────────┼─────┼─────┼─────┼─────┼───────┤

│关系取向        │3.310     │1.232     │3.107     │1.145     │0.203         │

├────────┼─────┼─────┼─────┼─────┼───────┤

│一般信任        │51.083    │20.424    │53.810    │18.212    │2.727         │

├────────┼─────┼─────┼─────┼─────┼───────┤

│特殊信任        │77.799    │14.248    │79.436    │13.179    │1.637         │

└────────┴─────┴─────┴─────┴─────┴───────┘

注：(1)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取值为标准化的因子得分，取值在1至100之间；(2)差值显著性的检验方法为单因素方差分析；(3)*p<0.05，**p<0.01，***p<0.001。

(二)多元线性回归：对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成因的初步诊断

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对居民的司法信任并无显著影响；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能一定程度上解释居民的司法信任，但两类变量与司法信任的相关性在诉讼经历者和非诉讼经历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非诉讼经历者而言，平等对待、审判效率和法官品德皆与其司法信任显著相关；除了无讼文化之外，其他文化变量与他们的司法信任也显著相关。可见，原告或被告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其特殊性，而现有研究对这种特殊性重视不够。总体而言，关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以下两点值得强调。

1.程序正义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

从表4模型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和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之后，程序正义仍然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但与非诉讼经历者不同，仅平等对待体验和法官品德评价的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当事人的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评价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他们的司法信任分别提升41%和30%。标准回归系数显示，平等对待体验比法官品德评价更能增加当事人的司法信任。R2为0.39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社会文化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

社会文化对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第一，从表4模型2可以看出，五种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文化观念中，仅威权主义和关系取向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其中，威权主义正相关，关系文化负相关。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关系取向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其司法信任降低36%。第二，无讼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都不能影响当事人的司法信任，这与现有的理论预期明显不一致。比如，李春明认为无讼文化是消解法律认同的重要文化变量，[33]而本研究表明该结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同时，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信任文化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但数据分析发现，对其他一般居民而言，这种影响是存在的；但对诉讼经历者而言，无论是一般信任还是特殊信任都与其司法信任无显著相关性。第三，从表4模型3可以看出，当把所有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分析时，威权主义及关系取向与当事人司法信任的相关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体验而对其司法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表4两类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OLS)

┌─────────┬──────┬──────┬───────┬───────┐

│                  │            │诉讼经历者  │              │非诉讼经历者  │

│                  ├──────┼──────┼───────┼───────┤

│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

├─────────┼──────┼──────┼───────┼───────┤

│程序正义          │            │            │              │              │

├─────────┼──────┼──────┼───────┼───────┤

│平等对待          │0.409***    │            │0.345**       │0.117***      │

├─────────┼──────┼──────┼───────┼───────┤

│审判独立          │0.084       │            │0.095         │0.033         │

├─────────┼──────┼──────┼───────┼───────┤

│审判效率          │-0.019      │            │-0.068        │0.060**       │

├─────────┼──────┼──────┼───────┼───────┤

│法官品德          │0.303*      │            │0.242*        │0.105**       │

├─────────┼──────┼──────┼───────┼───────┤

│法官专业化        │0.033       │            │0.061         │0.030         │

├─────────┼──────┼──────┼───────┼───────┤

│社会文化          │            │            │              │              │

├─────────┼──────┼──────┼───────┼───────┤

│威权主义          │            │0.247*      │0.111         │0.080***      │

├─────────┼──────┼──────┼───────┼───────┤

│关系文化          │            │-0.363**    │-0.146        │-0.063*       │

├─────────┼──────┼──────┼───────┼───────┤

│无讼文化          │            │-0.085      │-0.022        │-0.015        │

├─────────┼──────┼──────┼───────┼───────┤

│一般信任          │            │0.160       │0.143         │0.196***      │

├─────────┼──────┼──────┼───────┼───────┤

│特殊信任          │            │0.055       │0.080         │0.114***      │

└─────────┴──────┴──────┴───────┴───────┘

┌─────────┬──────┬──────┬───────┬───────┐

│控制变量          │            │            │              │              │

├─────────┼──────┼──────┼───────┼───────┤

│性别(男=1)        │-0.062      │-0.077      │-0.065        │-0.016        │

├─────────┼──────┼──────┼───────┼───────┤

│年龄              │0.133       │0.114       │0.154         │0.008         │

├─────────┼──────┼──────┼───────┼───────┤

│收入等级          │0.010       │-0.003      │0.024         │0.035         │

├─────────┼──────┼──────┼───────┼───────┤

│政治面貌(党员=1)  │0.065       │0.077       │-0.042        │0.000         │

├─────────┼──────┼──────┼───────┼───────┤

│R2                │0.394       │0.286       │0.435         │0.162         │

├─────────┼──────┼──────┼───────┼───────┤

│样本量            │87          │87          │87            │2153          │

└─────────┴──────┴──────┴───────┴───────┘

注：因变量为基层司法信任；标准回归系数：*p<0.05，**p<0.01，***p<0.001。

(三)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决定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因素组合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本研究理论模型所关注的十个解释变量中，仅四个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即平等对待、法官品德、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接下来的部分主要针对这四个解释条件进行fsQCA分析。

fsQCA要求把变量转化为取值在0至1之间的隶属度(Membership)，并依据隶属度将某个诉讼经历者归为特定的集合。按照拉金等学者的建议，研究者可以根据已有理论和生活经验采用“四值”“五值”“六值”或“八值”等模糊化赋值方式。[34]为了对应原始调查数据，本节分析暂时采取的是“五值”方案，下文再对该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对基层司法信任，我们把“很不信任”编码为0，表示当事人完全隶属于低度司法信任的集合；“不太信任”编码为0.18，表示当事人隶属于比较不信任集合；“说不清”编码为0.50，表示当事人处于“不太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比较信任”编码为0.82，表示当事人隶属于高度司法信任的集合；“非常信任”编码为1，表示当事人隶属于完全信任的集合。模糊化处理后隶属度均值为0.65，表明隶属于“比较信任”及以上集合的当事人占多数；而表3中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均值在1至5分之间为3.54。两种结果的相似性表明对数据的赋值方案较为合理。研究中对四个解释变量的模糊集转化采用了与司法信任一致的赋值方案。篇幅原因，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1.单因素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了单个解释变量是否构成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从表5可以看出，四个变量的必要一致性指标都未达到0.9，因而不能认为是司法信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的充分一致性指标分别达到了0.88和0.90(大于0.8)，因此这两个变量构成了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充分条件。同时，威权主义的充分一致性为0.78，可以看作是近似的充分条件。总体来看，平等对待、法官品德和威权主义三个变量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有较大影响，而关系文化的充分一致性相对稍弱。不过，没有一个变量能够单独导致高司法信任，这就需要对它们的共同作用进行分析。

表5单因素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理论维度      │变量名          │必要一致性          │充分一致性          │

├───────┼────────┼──────────┼──────────┤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0.79                │0.88                │

│              ├────────┼──────────┼──────────┤

│              │法官品德        │0.65                │0.90                │

├───────┼────────┼──────────┼──────────┤

│社会文化      │威权主义        │0.85                │0.78                │

│              ├────────┼──────────┼──────────┤

│              │关系文化        │0.64                │0.71                │

└───────┴────────┴──────────┴──────────┘

2.影响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组合因素

从表6可以看出，上述条件的组合能较好解释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何以形成的问题。研究发现，主要有四种组合条件促成了当事人的司法信任；组合条件的方案一致性为0.98(接近于1的理想状态)，且能解释约62%的案例。具体来说，在以下四种组合条件下当事人能够形成较高的司法信任：

较高司法信任=威权主义*~关系取向*平等对待(路径1)+威权主义*~关系取向*法官品德(路径2)+~关系取向*平等对待*法官品德(路径3)+威权主义*平等对待*法官品德(路径4)

其中，路径1和路径4具有相对更强的解释力。路径1表明，那些同时隶属于强威权主义集合、弱关系取向集合和强平等对待集合的当事人具有较高司法信任。原生覆盖率显示该路径能够解释[49]%案例；而唯一覆盖率表明有4%案例只能由该路径来解释。路径4表明，同时隶属于强威权主义集合、强平等对待集合和强法官品德集合的当事人可形成高度司法信任；该路径能解释[55]%案例，且10%案例只能由该路径解释。

表6当事人司法信任得以形成的组合条件

┌────────────────┬──────┬──────┬──────┐

│组合条件或因果路径              │原生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

├────────────────┼──────┼──────┼──────┤

│1.威权主义*~关系取向*平等对待   │0.49        │0.04        │1.00        │

├────────────────┼──────┼──────┼──────┤

│2.威权主义*~关系取向*法官品德   │0.47        │0.02        │1.00        │

├────────────────┼──────┼──────┼──────┤

│3.~关系取向*平等对待*法官品德   │0.46        │0.01        │1.00        │

├────────────────┼──────┼──────┼──────┤

│4.威权主义*平等对待*法官品德    │0.55        │0.10        │0.98        │

├────────────────┼──────┼──────┼──────┤

│方案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   │0.62        │            │            │

├────────────────┼──────┼──────┼──────┤

│方案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0.98        │            │            │

└────────────────┴──────┴──────┴──────┘

注：(1)分析中软件输出了复杂解、简化解和折中解，三种方案的区别仅在于各自包含了多少逻辑余项，学界主流做法是报告折中解。(2)“*”表示“和”，“~”表示“非”，即某个案例具有相反的集合隶属度。比如某个案例在关系变量上的隶属度为0.82，则“~关系取向”=1-0.82=0.18。

总体来看，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两个程序正义变量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具有重要影响，而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则通过调节当事人的程序正义认知而间接作用于司法信任。对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威权主义能够增加当事人的主观程序正义，而关系文化的效果则相反。无论如何，社会文化论和程序正义论有助于解释当事人司法信任，但在具体影响变量上不同于其他一般居民。

(四)模糊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变量的赋值方案具有一定的敏感性，[35]因而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有两种检验方法：第一，在变量赋值上采用新的“五值”方案(0、0.2、0.4、0.6、1)，并基于fsQCA软件重复上文的分析步骤；第二，基于stata软件的fuzzy命令对变量进行标准化的模糊集转换。[36]标准化转化的依据是每个变量的数据结构，因此每个变量的赋值方案都有所不同(详见附录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四个条件变量及其组合与司法信任的必要充分关系。结果表明，尽管方案一致性和方案覆盖率两个指标存在微小变化，但关于变量的充分性和变量组合的因果路径基本一致。换言之，不同的分析方法都表明平等对待、法官品德和威权主义构成了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充分条件，而且表6呈现的四种因果路径也能较好解释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形成过程。

五、结论及其经验意义

诉讼经历者偏低的司法信任是引发其抗拒执行、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过激行为的心理基础。探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国内法学界尚未对该主题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形成条件，既是对已有信任理论之补充，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总体上城市居民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并不存在普遍化的司法信任危机；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低于其他一般居民。研究还发现，我们并不能直接引用现有的政府信任或法律信任理论来解释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问题，而是需要给予该群体特殊的理论关照。因为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中国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既不同于国外的经验发现，也与国内其他一般居民存在显著差异。①在程序正义方面，仅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能够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产生显著效果，而审判独立、审判效率和法官专业性等皆无显著相关性。换言之，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关心的问题是法院是否平等对待自己以及法官是否具有良好道德水平；而审判独立、审判效率和法官专业性并非大部分当事人所关心的因素。②在社会文化方面，威权主义有利于维持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关系取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效果；但学界所关注的无讼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皆不能显著影响当事人的司法信任。③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并非直接影响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而是通过调节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和法官品德认知而对司法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强威权主义和弱关系取向同时存在能有效提升当事人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信任。该结论对现有理论的拓展之处在于：社会成员的司法信任“嵌入”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只有重视文化效应才能充分理解居民的司法信任问题。

(二)经验启示之一：理解转型期诉讼经历者偏低的司法信任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讨论当前中国部分诉讼经历者何以具有偏低的司法信任。究其原因，主要包含转型期不够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多种复杂的文化效应两方面。具体而言，可做出以下推论性解释。

首先，执行难、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过激行为的产生与社会转型期不够完善的司法制度有关，尤其体现为庭审程序正义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尽管审判效率和审判独立性有明显改善，但是司法机关在平等对待当事人方面的表现仍有提升空间。平等对待表现不够直接导致了部分诉讼经历者产生了偏低的平等对待体验及司法信任。另一方面，转型期的法官品德可能还存在参差不齐状况。法官是审判程序的引导者，其廉洁状况及中立性表现也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现实中少数法官不能恪守中立原则使得当事人的法官品德评价偏低，从而弱化了他们的司法信任。总之，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是解释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不足的两个重要程序性制度变量。

其次，司法信任度偏低与威权主义式微及权利意识兴起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威权主义能够显著增加个体对政治输出失败的容忍度。然而，法治政府建设使得政府部门对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干涉越来越少，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已大不如计划经济时代；同时居民权利意识的快速崛起也对威权主义带来了明显的消解效果。一方面是权利意识增加了居民对司法公正的需求和预期，另一方面是威权主义对司法信任的维持效果减弱。这个双重的“文化过程”对司法信任带来了新的挑战。

再次，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文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诉讼经历者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信任。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认为，在和平稳定时期，文化不是通过向人们提供终极价值观，而是通过塑造一套囊括了习惯、技能和风格等要素的“工具箱”(Tool Kit)来影响行动。[37]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关系文化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归责”思维，即当己方没有关系时，往往下意识地将不利结果归结为对方“找了关系”，而法官则可能因为“关系”而偏袒了自己的对手。正如研究结论所显示，关系取向越明显的当事人越倾向于怀疑庭审的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从而呈现出更低的司法信任。

最后，尽管本研究数据分析部分暂未涉及但不得不提的是，司法信任不足也可能与媒体报道有关。制度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性事实，它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密不可分。诸多研究表明，网络新媒体显著腐蚀了中国居民的政治信任。[38]相似地，媒体使用已成为居民接触和了解司法制度的重要社会化渠道。而当前网络新媒体普遍存在一种“轰动效应”的报道导向，即为了强调或增加新闻的轰动性，媒体往往传播一些“歪曲事实”和对司法的误导性评论，从而对诉讼经历者乃至其他一般居民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信任产生“感染性”腐蚀效果。

(三)经验启示之二：提升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可行策略

本研究对思考如何增加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着重提升庭审程序的平等对待表现，避免过分追求审判效率和审判独立的误区。平等对待体现了法律能够尊重权利并保持客观中立，因而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程序正义的最重要内容。研究发现，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与平等对待有关，而与审判效率和审判独立无关；而关系文化弱化了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这些发现启示我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注重提升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而过于偏重审判独立和审判效率并不一定带来良好的司法效果。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智慧司法建设在提升审判效率和审判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不注意增加诉讼经历者的平等对待体验，可能并不一定有利于司法信任的建构。同时，可继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杜绝人情关系对司法审判的干扰，从生活经验上改变社会公众的“关系归责”思维对法庭平等对待的腐蚀效果。

第二，强化法官形象宣传和司法透明度，抵消法官品德误解和关系文化对司法信任的消极效果。研究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认为法官是“大盖帽，两边靠，吃了原告吃被告”。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中法官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道德和业务能力；而且人工智能运用和发达的媒体监督使得法官腐败行为受到了极大限制。“吃了原告吃被告”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认知偏差；而宣传力度不够和司法透明度不足为这种认知偏差提供了滋生土壤。相关部门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对法官的正面形象宣传并强化司法公开，以消除公众误解，提升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增加司法透明度可以抑制关系文化对司法信任的腐蚀效果。关系文化之所以对司法信任产生消极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诉讼经历者对庭审幕前幕后工作缺乏了解和控制，因而日常社会化中形成的关系思维会增加其对审判的“暗箱操作”疑虑。对此，最有效的策略可能在于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尤其是不仅需要公开裁判结果和文书，更需要公开从立案到判决的整个审判程序。

第三，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加强司法公关工作，消除诉讼经历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司法不公”偏见。司法宣传并不等同于司法公关，前者是一种积极的预防策略，而后者强调对可能引发司法信任危机的已发生的重大案件的舆论回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媒体对某些司法案件的误导性报道也是司法信任的腐蚀因素。由于受媒体负面信息的影响，当事人在诉讼参与中常带着“司法不公”的主观偏见。这不仅增加了他们对法院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的疑虑，而且使他们对庭审中的不合理表现更为敏感。对此相关部门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司法公关工作，对重大案件引发的舆论猜测及时回应。遗憾的是，面对公众误解或质疑，目前司法部门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无为而治”，错失了法治教育良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新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应对各种舆论热点问题或突发事件的最佳策略就是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用公开透明的信息和积极回应的态度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39]

第四，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权利观，抑制威权主义式微背景下“权利泛化”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威权主义在维持政治合法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政治功能已经或正在衰退；而导致这种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居民的权利意识觉醒。权利意识一方面有利于加快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但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权利观所引发的“权利泛化”现象也对司法制度带来了巨大压力。[40]“权利泛化”是指一些本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权利(如“亲吻权”“视觉卫生权”“相思权”等)被认为是个体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诉讼要求法院维权。[41]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被泛化的权利通常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这就引发了部分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和批评。这种负面效应还可能通过人际交往和媒体使用等社会化途径而被放大。因此，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权利观可有效缓解司法信任危机。

附录1：基于stata软件fuzzy命令的模糊集赋值方案说明(标准化赋值)

┌──────┬─────┬────────────────┬─────┬──────┐

│结果变量    │          │标准化赋值方案                  │          │隶属度均值  │

│            ├─────┼─────┬────┬─────┼─────┤            │

│            │很不信任  │不太信任  │说不清  │比较信任  │非常信任  │            │

├──────┼─────┼─────┼────┼─────┼─────┼──────┤

│基层司法信任│0         │0.14      │0.28    │0.62      │1         │0.53        │

├──────┼─────┼─────┴────┴─────┼─────┼──────┤

│解释变量    │          │标准化赋值方案                  │          │隶属度均值  │

│            ├─────┼─────┬────┬─────┼─────┤            │

│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说不清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            │

├──────┼─────┼─────┼────┼─────┼─────┼──────┤

│平等对待    │0         │0.21      │0.38    │0.65      │1         │0.52        │

├──────┼─────┼─────┼────┼─────┼─────┼──────┤

│法官品德    │0         │0.27      │0.52    │0.77      │1         │0.48        │

├──────┼─────┼─────┼────┼─────┼─────┼──────┤

│威权主义    │0         │0.13      │0.25    │0.53      │1         │0.58        │

├──────┼─────┼─────┼────┼─────┼─────┼──────┤

│关系取向    │0         │0.19      │0.37    │0.66      │1         │0.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