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北京大学百廿华诞之际，《中外法学》创刊亦正值40周年。这本诞生于改革开放之际的法律学术刊物，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治事业的重建和发展。作为中国法学类三大核心期刊之一，正值不惑之年的《中外法学》将以更加理性平和的力量和无畏求真的赤诚，在时空变幻中，不忘初心，坚守前行。本文系《中外法学》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系列推送的第二篇，将带领大家了解刊物主编与编辑老师眼中的《中外法学》。

回溯《中外法学》一路走来的历史，有道是：“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栉风沐雨四十载，伴随着中国法治发展，《中外法学》不断用文字书写着它的思想与实践。学者们的积极投稿和责任编辑的辛勤耕耘汇聚成今天的《中外法学》。作为《中外法学》编辑部大家庭的一家之长和编辑负责人，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犹如铺子里的手工匠人一般，用他们的“手艺”和心血精心锻造出这本极具影响力的优秀法学期刊。今天我们将走近他们，倾听他们，并将他们与《中外法学》的故事呈现给大家。

壹、“恪守学术”的宗旨

翻开《中外法学》的每一期，都能深深感受到刊物所体现出的“恪守学术”之理念与“注重法理”之标准。这种坚持与《中外法学》主编一以贯之的负责勤勉密不可分。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这十年间刊物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前任主编梁根林教授付出的点滴心血。

一九八零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取得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梁根林教授自嘲是北大“土著”，他把自己的青春韶华都献给了北大，始终坚守内心对学术的纯粹追求。坚持“恪守学术”的办刊宗旨和“注重学理”的办刊方向，正是梁教授在上任伊始便写下的絮语与承诺。

“恪守学术”，要求刊物以“确立学术命题、实现学术创新、达到学术标准、符合学术规范”为唯一标准，至于作者是否为学界泰斗、中坚、新秀甚或是默默无名，在所不论。这样的底气来自梁教授领导下的编辑团队对学术规范的执着与坚守，“我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在所谓的学术行会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他唯一想做的，是为北大、为法学院守住这片学术的“纯洁之地”。

“注重学理”，意味着《中外法学》坚持重点发表立足于法理探寻的法学学术论文。梁教授任主编时期的《中外法学》将部门法理学所关注的一般原理、规律、方法作为刊物发表的重点领域，拒绝实务操作指南性质的来稿和推介某部法律的一般性“普法教育”稿件。从多姿多彩的法治实践中萃取法律哲理并用以指导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是编辑团队的学术坚守与追求。

贰、源清流长的变迁

一如梁教授在《絮语与承诺》中所写下的期许那样，《中外法学》在梁教授担任主编期间发生了巨大改变。

首先，《中外法学》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梁教授强调“真正的法理学来自于部门法而又超越部门法”，在其领导下，刊物这十年的文章发表完成了由一般法理学向部门法理学的转型，成为中国法教育学近十年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缩影。

其次，严厉打击了崇尚“学术GDP”的不良风气。追求“学术GDP”的泡沫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已盛行多年，坊间多以数量论英雄，而文章是否有学术贡献、学术贡献多寡，却鲜有问津。基于此，梁教授在2013年第一期的主编致辞中提出“对学术GDP崇拜说再见”：《中外法学》编辑部组织各学科的年轻教师和在校博士生、博士后组成课题小组，整理各学科在核心、非核心期刊上已发表的所有文章，总结学科已有成果，提出学科创新问题，在筛选稿件时，将重复已有研究的学术文章排除在外，只发表真正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章。

第三，《中外法学》在中国的法学期刊中率先推出了“绿色开放”措施，即把刊物已发表的所有文章上传网络平台，对读者免费开放。尽管在当时有很多同行提出了质疑和反对，编辑部内部也有老师对刊物的销量表示担心，但事实证明《中外法学》的这一创新举措是具有突破性和引领性的。不仅中国法学界期刊陆续跟进“绿色开放”，其他人文社科期刊也逐渐走上文章免费公开的道路。梁老师认为，刊物的“绿色开放”可以极大地为读者对学术信息的获得提供便利，同时也有助于扩大刊物的传播范围和学术影响力。至于对刊物销量的影响，梁教授超然道：“一个学术期刊以学术为使命，多卖两本，少卖两本，多挣点钱，少挣点钱，那是完全不应当成为我们办刊的考虑。”

第四，《中外法学》成功推出了英文期刊。为了增强中国法学界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中外法学》从2012年起开始推出每年两卷的英文期刊，致力向国际法学界推介中国法学领域最新颖、最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编辑部也邀请了来自耶鲁、芝加哥等院校法学院的学生对英文刊物的语言进行打磨润色，保证语言表达风格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

第五，《中外法学》刊物体量大幅增加。梁教授担任主编时期，每期《中外法学》的刊物体量从128页跃升到280页，这意味着更多优秀的法学研究成果得以呈现给国内外的广大读者群体，但也对刊物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细水长流四十年，《中外法学》的学术河流始终在北大之侧流淌着，将世界法学的先声引进国内，将中国法学的成就传播海外。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坚守与变革中，《中外法学》实现了自身一次又一次的完美蜕变，而支撑刊物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除了编辑团队对学术规范和学术信念的坚守，别具一格的稿件筛选审核机制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叁、自成一体的筛审机制

稿件之于刊物犹如水源之于河流，一本优秀的刊物需要高质量的稿件作为其基础，因此如何从数量众多的来稿中筛选出符合刊物自身品味与追求的稿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中国法学领域最优秀的学术刊物之一的《中外法学》，具有一套自成一体的审稿机制。

《中外法学》编辑团队实行严格的稿件审读机制，实行“责任编辑专业审读、同行专家匿名评审、 主编终审定稿、付印前集体会商把关”的四重审读机制，确保了稿件审读符合专业化和客观化的标准。

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采稿过程有时也包括约稿。《中外法学》在约稿机制方面也有别于其他同类刊物。在梁教授任主编时期，《中外法学》坚决不主动约稿，即不允许责任编辑在尚未看过稿件的情况下主动邀约“名家”、“大家”写稿。对名家约稿持否定态度不是藐视权威，而是因为向名家约稿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团队不“抓稿”，“一旦发现了好的稿子，要及时主动出击，该抓的就得抓，该抢的就得抢”，事实上梁教授特别强调责任编辑主动出击，想方设法获取优质稿源，并鼓励各学科的责任编辑根据自己的学术判断力和鉴赏力，在自己所在的学科领域寻找有学术担当和创造力的学者，在他们当中找寻优秀文章。

除了“抓稿”，梁教授也要求责任编辑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讲座，从中发现符合刊物定位和风格的作者群体，开拓稿件获取渠道。唯稿件质量而观，择优取之，亦有助于学术新人崭露头角，《中外法学》这十年在刊登优秀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文章方面，毫无疑问是所有法学期刊里的领头羊。

“杜绝人情，以学为本，引中国法学风气之先”，几十年来，《中外法学》在约稿与审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将学术质量作为稿件之根本，学术规范作为刊物之底线，代代相传，未有变更。

肆、严谨笃实的团队

百廿北大，见证着《中外法学》的不断成长；编辑全体，以拳拳之心为刊物鞠躬尽瘁。“编辑部虽然没有一个专职老师，但大家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尽职尽责”，现任编辑部主任高薇副教授这样来描述编辑团队。《中外法学》的责任编辑由法学院的教师轮流担任，他们都是在自身领域深耕多年的优秀学者，有着自己的学术品味与学术坚守。编辑部强调严格自律，尤其在约稿审稿方面，要求责任编辑们做出表率，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刊物的尊严和行业的风气。梁教授曾厉言道：“如果有谁不受学术规范约束，不讲学术标准，那我可能就会把他剔除出这个编辑团队。”

作为编辑部的主任，高老师主要负责《中外法学》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校稿。校稿工作是繁重琐碎的，多为基本的文字校对，但她仍旧在其中找到了价值和意义。“做文字工作是法律人的基本素养，校稿的过程本身也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高老师的专业领域是国际经济法，借助校稿这个机会，她得以阅览不同法学领域的论文，从而对法学各学科有了整体的把握。校稿的经历使高老师对文字具有极强的敏感性，这使她自己在写文章时更加自律，也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学生写作。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高老师谈到：“《中外法学》是双月出刊，但双月经常碰到节假日，而且寒暑假也要正常出刊，因此工作休息经常分不开，导致我这两年很难有机会出国访问。2017年1月我去香港大学讲学一个月，下课很晚还要校稿。”《中外法学》编辑部老师对这本刊物倾注的热爱和奉献，可见一隅。

然而，高标准、严要求下的编辑团队氛围却十分融洽，高老师分享了很多关于编辑老师们的趣事--在微信群里，老师们也会经常发各种表情包：催稿时会发抱拳表情；遇见征稿难，“没米下锅”时就发流泪表情。高老师用“纯粹”这个词来形容整个团队，它不仅代表着编辑老师们对学术的纯粹追求，也流露出深藏在老师们内心深处的赤子情怀。有理想、有操守，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那一份敬仰与敬畏，这是《中外法学》的坚守。

伍、开拓耕耘的展望

《庄子》有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中外法学》的发展过程可谓筚路蓝缕，但其间创造的辉煌成就更需要薪火相传。

伴随着《中外法学》创刊四十周年的到来，新任主编王锡锌教授也为刊物带来了新气象。这位新主编、老编辑事实上在七年前就担任过《中外法学》的责任编辑，因此王教授对刊物有着很深的感情。

从责任编辑到主编，王教授坦言，如何从整体上协调团队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外法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杂志社，也不是一个实体法人，编辑部成员由北大法学院的教师们兼任，编辑工作基本没有太多的物质回报，支撑大家持续付出的是自身对学术的热爱与追求。如何让这些有奉献精神的学者们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把编辑队伍的士气凝聚在一起，从而保证刊物的水准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甚至更上一层楼，是王锡锌教授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王教授认为，主编的工作兼具协调性与引领性，工作执行的好坏也会影响一本刊物的内涵格调与精神品格。现在的《中外法学》文章类型更加偏向“学院派”--更多关注独立的、有深度的学术研究，而非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成果。但“学院派”并不总是一个褒义词，法学研究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王锡锌教授希望未来《中外法学》在持续关注法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又能兼顾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法律问题。

王教授上任后，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与改变。首先，编辑团队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主编、副主编有所更换，责任编辑的选任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另外，封面颜色、注释体例、发文数量等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与此同时，英文刊物也有了新的发展。王教授希望将《中外法学》英文刊物做得更加专业，使其真正成为中国法学在国际上的耀眼名片。王教授谈到，中国的法学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与平台，尽管当下“Chinese law”在欧洲、北美、亚洲、澳洲等地越来越受关注，学术市场也越来越广阔，但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本刊物以“Chinese law”为研究标的，而《中外法学》英文刊物将做“第一个吃螃蟹的”。目前编辑部召集了一批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老师，如高薇老师、彭錞老师等，组成英文编辑团队，参与今后的英文刊物编辑工作。谈到对未来英文刊物的期望，王教授自信的说道：“我觉得法律是兼具地方性与全球化的知识，就像川菜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吃到，但最正宗的是在中国，我们想在短期内把它（《中外法学》英文刊物）做成研究中国法最好的英文刊物。”

此外，王教授希望《中外法学》能在刊物的学术规范性、编审流程以及刊物自身的学术辐射功能三个方面实现更大的发展。首先，王教授准备邀请一大批优秀的法学院教授学者出任《中外法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增强学术规范性，目前该委员会已经成立，由21位法学院教授组成，并由陈兴良教授担任主任一职。其次，《中外法学》将通过升级官网、创新编审流程来增强刊物的线上编审能力，同时编辑部在网站内部嵌入在线稿件编审系统，将责任编辑、匿名专家、主编审稿均转化为在线处理。通过这样一个交互性的编审系统，审稿效率将得到提升，编审流程的公平公开亦得到了保证。此外，《中外法学》将致力把自身打造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的法学研究、交流平台，积极筹办更多高水平、宽范围的法学学术论坛、讲座。

最后，王教授提到了他的“123”想法，即“一个《中外法学》的品牌”，“两种语言的学术刊物”和未来将要打造的“三大论坛”。目前，三个论坛已经筹建完成并启动，第一个是与《北大法律评论》共同建设的中外法学青年工作法论坛，未来每月将固定邀请若干国内优秀法学青年学者就某特定课题展开讨论和交流，产生的优秀成果将发表在《中外法学》上；第二个是《中外法学》的“法治与全球化国际峰会”，一方面优化国内法学界研究国际法学理论的环境，另一方面为《中外法学》英文刊物提供长期固定的稿源；第三个是《中外法学》季度论坛，将邀请国内一流的法学专家学者就焦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撰写成果，目前编辑部拟定于六月底召开《中外法学》40周年纪念圆桌会议。

“一本好的杂志，不仅仅是杂志本身，还可以激活大的环境，我希望我们能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中外法学》在前四十年的栉风沐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未来的四十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里，这本刊物也必将继往开来、扬帆万里。正如王锡锌教授所言，“《中外法学》，这本与我国改革开放同龄的法律学术刊物，这一记录了无数中国法律人开拓、创新、坚守与眺望故事的法学精神载体，将以更加理性平和的力量和无畏求真的赤诚，在时空变幻中，不忘初心，坚守前行”。

陆、结语

四十年，足以让一个人从无知到不惑。四十岁的《中外法学》，风华正茂，处在生命的“激情正午”。这四十年来，《中外法学》的历史成就已像河畔芦苇一般茂盛。未来的路还很长远，《中外法学》将不断探索，坚守学术的圣地，寻找真理的微光。未来的时空将如何变幻我们不能得知，但永怀一颗赤诚之心，方能砥砺前行。

2018，我们再出发！

采访 | 黄涛、童尔晴、叶慧敏、徐晓睿

撰稿 | 叶慧敏、张钰涵

编辑 | 迪娜、张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