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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絮语
《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外法学》编辑部

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开始在刑事诉讼中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经过四年多的改革试点,在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准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在引导实践创新的同时,也带来理论上的挑战。在改革试点时期,相关学术研究多围绕激励机制、从宽幅度与量刑建议等宏观问题,意在对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与提炼,呈现出一种探索性态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立法之后,相关理论研究逐渐迈向纵深化和精细化,不仅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体,讨论值班律师、检察官与法官的实质参与问题,也立足于具体规范,聚焦量刑建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等问题。

随着2020年初若干争议性案例的出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问题被推至“风口浪尖”,引发学术界新一波的广泛讨论。此类案件的集中出现,反映出在该制度实践的关键问题上仍缺乏共识,特别是检察官与法官的量刑主导权、量刑协商的性质与效力、认罪认罚具结书与量刑建议的作用、从宽情节的评价等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讨正当其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探索,对落实刑事正义和促进刑事诉讼程序公平与效率之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刊邀请陈瑞华教授组织了多位刑事诉讼法专家,分别从量刑协商的性质和效力、量刑建议的形成和调整机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以及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等问题切入,回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在程序层面存在的诸多理论争议问题;邀请周光权教授从实体法的层面切入,探讨检察机关精准量刑建议及其采纳率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理解法官的裁量空间,为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问题引入实体法思维;刊用吴雨豪博士的实证研究,其以对三万余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的分析为基础,探讨了“从宽”的两种裁量模式在实践中的适用情形。本刊编辑部通过组织六篇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论文,形成本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专题,以期为认罪认罪从宽制度的理论优化和实践展开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